9月14日至16日，丝路佛缘·和合共生——连云港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成功举办。

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苏州寒山寺住持秋爽法师出席活动，并发表了题为《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的江苏佛教新实践——以寒山寺赠送和合钟为例》的演讲，以苏州寒山寺赠送“和合钟”这一事件为例，探讨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江苏佛教的文化交流与创新实践。

以下是论文全文——

江苏，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自古便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浩浩海水，见证了佛教文化的传入与兴盛；悠悠钟声，回响着中外僧侣交流互鉴的脚步。支谦、法显、鉴真等高僧大德，或西行求法，或东渡传律，为江苏佛教文化注入了鲜活的源泉。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促进了佛教在江苏地区的普及与发展，也推动了江苏佛教走向世界。江苏佛教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地域特色，众多寺院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本文拟以苏州寒山寺赠送“和合钟”这一事件为例，探讨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江苏佛教的文化交流与创新实践。

关键词：江苏佛教、海上丝绸之路、支谦、法显、鉴真、寒山寺、和合钟。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特别谈及佛教：“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纲举目张，清晰勾勒了佛教发展与传播的脉络。

1、佛教传入中国

追溯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一般认为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大约在西汉末年（公元前1世纪）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时期（公元58年-75年），史载汉明帝夜梦金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随派遣使者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前往西域求法，其后力邀竺法兰与迦叶摩腾一同回到洛阳，史称“白马驮经”。随后，汉明帝敕令载洛阳城雍关之西兴建白马寺，标志着佛教正式引入中国。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谈到，“汉明帝永平年中，遣使往西域求法，是为我国向所公认佛教入中国之始。”支持“永平求法”这一说法的文献，最早见于《牟子理惑论》（载于《弘明集》）、《四十二章经序》（《祐录》六载六）、《老子化胡经》（《广弘明集·笑道论》第十四）等。然而，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尚有先秦时期传入中国说、汉武帝时期传入中国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说、东汉安帝时期传入中国说等等。以上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的几种说法，均认为佛教最早通过陆路传入中国。

然而，纵观世界佛教传播史，海上丝绸之路对佛教传播的影响力不亚于陆上丝绸之路。佛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历史悠久而复杂。作为古代中国与外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海上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便已开通，中国的商人们通过这条海上通道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佛教也伴随着商贸活动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李洪浦、武可荣在1990年出版的《海州石刻》一书中指出：“东汉时期，佛教图像完全可以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无须经长安、洛阳而直接传入中国东部地区。而地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孔望山，产生我国早期的佛教艺术就绝不是偶然的了。”如今，位于连云港市南2公里、孔望山南麓西端的孔望山汉代摩崖造像，便是佛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形成的艺术结晶。由此可见，随着中国的考古发现尤其是水下考古的发现的不断推进，关于佛教最早于何时传入中国的话题将会引发更多的关注与讨论。

2、佛教扎根江苏

佛教文化在江苏不仅历史悠久，更具有深远的文化价值。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江苏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佛教传入江苏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东汉和三国时期。东汉时，徐州一带已有佛教活动，这与汉明帝异母弟楚王英笃信黄老道和佛教有关。《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可见当时佛教已传入楚王封地。后来，楚王英被贬至江南泾县（今安徽宣城），佛教也随之传入江南地区。佛教虽为外来宗教，但一经传入便受到了上层统治阶级的支持，并逐渐传播至民间，扎根于广袤的中华大地。

东汉中平六年（189年），丹阳人笮融在广陵、下邳、彭城（今扬州、徐州一带）之间建塔造像、推行佛教。《后汉书·卷十三·列传第六十三·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记载：“初，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笮融的举措，进一步推动了佛教在淮泗流域的传播，为佛教在江南地区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及至东汉末年，北方战乱，洛阳、长安等地的北方大批居民不得不被迫南迁，其中不乏佛教僧侣和居士，他们将北方的佛教信仰带到了江南，进一步促进了佛教在江苏地区的传播。

1、译经之始——支谦

从世界佛教传播史来看，佛教的传播往往是与对佛教典籍的译介同步进行的，这一点在中国也是同样如此。

东汉末年，北方的佛教僧人随居民而南迁来到江南一带，佛教也在江南地区得以进一步传播。与此同时，也有说法，佛教在这一时期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江南地区。“南方与天竺交通，亦由海程。《梁书·诸夷列传》云，后汉桓地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但《吴志》并未载与西域交通事。是海上国际间关系并不频繁。建业佛教是否多自海上传来，亦不能断言。”这一时期，最著名也最重要的佛教人物是从北方来的支谦，支谦在建业（今南京）的译经弘法，当为南京佛教初传之始，也是佛教在吴地（今江苏）正式传播的开始。

支谦，又名支越，字恭明，是支谶的再传弟子，也是三国时期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他虽是月氏族后裔，但是其祖父法度在东汉灵帝时期带领族人来到中国，因此支谦在中国出生并成长。也因此支谦自幼接受汉文化教育，精通汉文，且兼习梵文，“越年十岁学书，同时学者皆服其聪敏。十三学胡书，备通六国语”，最终支谦成为了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

东汉末年，支谦因避乱而南渡迁居至东吴一带，也即今天的江苏地区。在此，支谦得到了孙权赏识，吴王孙权拜其为博士，并请其辅导太子孙登。后来，支谦隐居于穹隆山，专注于佛经的翻译工作。支谦的翻译工作主要集中在吴黄武元年到建兴年间，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他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包括《大明度无极经》《太子瑞应本起经》《维摩诘经》《首楞严经》等重要经典。“（支谦）他还为自己译的《了本生死经》作注，是为经注的最早之作。”

支谦的翻译风格注重文质并重，他不仅追求译文的准确性，也注重文学性和可读性，“越才学深彻，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支谦也被后人认为是意译派的开创者。同时，他开创了“会译”的方法，即对已有的翻译进行比较和校对，然后进行重译，以提高翻译的质量。此外，他还尝试将佛教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相结合，使得佛经的翻译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

作为佛经翻译在江苏的最早的代表性人物，支谦的翻译工作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翻译的作品不仅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内涵，也促进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2、西行归来——法显

时间来到了两晋之际，这一时期的佛教界，随着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并行，西行求法者人数甚多，但是以沿海上丝绸之路归来的法显，最为出名，也最为重要。汤用彤评价法显，“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此其求法所以重要者一也。印度史籍，向不完全，多杂神话。而于阗、龟兹诸国则久已湮灭，传记无存。西方研究此方史地学者，遂不得不转乞灵于他国人之记载。我国人游历天竺、西域之传记有十余种，其现全村者极少，西人均视为鸿宝。法显《佛国记》，载其时西域情形甚祥，居其一焉。此其求法之所以重要者二也。法显既归国，先至建业，与外国禅师佛驮跋陀罗译经约百余万言，其中《摩诃僧祇律》为佛教戒律五大部之一。而其携归之《方等》《涅槃》，开后来义学之一支，此其求法之所以重要者三也。”

法显是东晋时期的著名高僧，他以西行取经和翻译佛经而闻名于世。法显的西行取经之旅始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他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僧人组成了“巡礼团”，自长安出发，历经千辛万苦，穿越河西走廊，度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入葱岭，“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最终到达北天竺（今印度）。在印度，法显学习梵文，抄写佛经，包括《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等，并在印度各地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和考察。

在印度停留多年，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量的佛经和佛教资料之后的法显，决定重返中国。归途同样充满艰辛，陆去海还，去时“茫茫象碛”，归时“浩浩鲸波”，“实由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法显最终在东晋义熙八年（412年）抵达青州长广郡（今山东即墨）。

回国后，法显到达建康（今南京），住锡道场寺，与天竺高僧佛驮跋陀罗、智严、慧观、宝云等人一起翻译佛经多部，其中《摩诃僧祇律》（简称《僧祇律》，意译《大众律》）40卷，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西行求法、携经律以归的法显，对中国佛教建立一套完整的僧团制度以及僧尼戒律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佛教戒律在汉地的传承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贡献。

同时，法显将自己西行求法中的沿途见闻写成了一部《佛国记》（《法显传》）。学者柴德赓在《史籍举要》一书中评价说：“《法显传》全书只一卷，不过万余字，但其价值很高，是研究当时中国与印度等国交通及笈多王朝时代印度历史的重要史料。”同时，《佛国记》记载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中亚、南亚、东南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宗教信仰、风土人情，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着重指出：“丝绸之路的开辟，遣隋遣唐使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远洋等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

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法显西行取经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法显的翻译事业和《佛国记》的撰写，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法显的一生，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是对中国佛教事业的巨大贡献，也是对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推动。

我国的隋唐时代是政治统一、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代，也是佛教形成宗派和臻于鼎盛的阶段。中国佛教也开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陆续流传到外国，其中受影响最深刻、最广泛的首推日本。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来唐留学僧归国弘化，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中国僧人的赴日传法。其中最为著名的僧人就是鉴真大师。

当时的日本佛教界希望建立规范的戒律制度，因此想要邀请中国高僧东渡传授戒律。扬州大明寺律宗大师鉴真，作为唐代律宗高僧，也是当时江苏佛教界的权威人物，应日本僧人荣睿、普照之邀，“我国在海之中，不知距齐州几千万里，虽有法而无传法人，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非烛何见乎！愿师可能辍此方之利乐，为海东之导师乎？”，遂决心东渡日本，传播佛法。

鉴真自公元742年起尝试东渡，历经五次挫折，双目失明，最终于唐天宝十二年（753年）第六次东渡成功抵达日本。《唐大和上东征传》写道：“大和上从天宝二载始为传戒，五度装束,渡海艰辛,虽被漂回,本愿不退。至第六度,过日本卅六人，总无常去退心。道俗二百余人，唯有大和上、学问僧普照、天台僧思讬,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遂果本愿,来传圣戒；方知济物慈悲,宿因深厚,不惜身命，所度极多。”随后，鉴真在日本奈良东大寺兴建戒坛，“于卢舍那殿前立戒坛，天皇初登坛受菩萨戒，次皇后、皇太子亦登坛受戒。寻为沙弥澄修等四百余人受戒”。其后又兴建唐招提寺，并设戒坛，前后受戒者达4万人以上。

鉴真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为日本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将中国佛教的教育和修行方式引入日本，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发展。同时，他将中国的书法、绘画、医药和建筑技术等带入日本，极大地丰富了日本的文化艺术景观。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鉴真东渡不仅是江苏佛教乃至中国佛教传播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交流事件，体现了唐代时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这条海上通道，不仅商品得以流通，更重要的是文化、宗教和知识的传播。鉴真东渡的故事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上文明互鉴的象征，展示了古代中国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的积极态度，以及对促进区域和平与繁荣的贡献。

寒山寺，作为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502年—519年），初名“妙利普明塔院”，因普明祖师而得名。及至唐代贞观年间，诗僧寒山子来到苏州枫桥，“缚茆以居”，结庵修行。明初姚广孝的《寒山寺重兴记》中记载“来此缚茆以居。暑渴则茗饮，济行旅之渴。挽舟之人，施以草履，或代其挽。修持多行甚勤，寻游天台寒岩，与拾得、丰干为友，终隐入岩石而去。”其后，姚广孝《寒山寺重兴记》中记载禅宗高僧石头希迁大师，于此地重建寺院，以寒山来命名，以示纪念，遂改名寒山寺，“希迁禅师于此创建伽蓝，遂额曰‘寒山寺’”。寒山寺自肇建之初，历时1500年至今，形成了其独特的钟声文化、诗韵文化、和合文化。

在历史上，寒山寺的钟声曾激发了唐代诗人张继创作出著名的《枫桥夜泊》一诗，使得寒山寺的钟声文化与诗韵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符号。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在《新修寒山寺记》中曾说道，“吴中寺院，不下千百区，而寒山寺以懿孙一诗，其名读脍炙于中国，抑且传诵于东瀛余寓吴久，凡日本文墨之士，咸造庐来见，见则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囯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者”。这种文化的交融与传播，正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互鉴的生动体现。

“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寒山寺的钟声文化，是与寒山、拾得、张继、唐寅、陈夔龙、康有为、山田寒山等人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拥有传奇的文化经历和独特的演变路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诗歌意象为主体的文化的代表，它既是具有历史传承性的，也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更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同时寒山寺的钟声文化，也是寒山寺和合文化的标志之一，是佛教中国化的江苏实践之一，更是佛家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集中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寒山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先后向日本、加拿大、台湾、南极长城站、澳大利亚、香港、澳门等国家与地区赠送了寒山寺的和合钟。寒山寺赠送和合钟，不仅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也是促进国际友好交流的重要手段。通过赠送和合钟，寒山寺与其他国家与地区之间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寒山寺的和合钟赠送活动正是这一精神的现代延续。

寒山寺的和合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和平与和谐的理念，这与海上丝绸之路所倡导的文明共生、共同发展的理念相契合。通过赠送和合钟，寒山寺不仅传播了和合文化，传递了和平、和谐、和合的理念，也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增强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共生的理念。

在当今世界，文化多样性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江苏佛教的新实践，寒山寺通过赠送和合钟，不仅展示了中国佛教文化的深厚底蕴，也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这种文化活动有助于增进各国各地区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寒山寺赠送和合钟的意义，不仅在于其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更在于其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象征，以及对于促进国际友好关系和世界和平的重要作用。

江苏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见证了佛教文化的传入与发展。中外僧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交流往来，也促进了佛教在江苏地区的普及与发展，促进了江苏佛教的国际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江苏地区的佛教文化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佛教文化。也正因为此，江苏地区的佛教寺院，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江苏佛教的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步增强。

2024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中说，“经过近70年的辛勤耕耘，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面向未来，我提议，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在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中国佛教特别是江苏佛教，要抓住战略机遇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创造出更多的“寒山寺赠送和合钟”这样的江苏佛教新实践，积极走出去，开拓视野，传播中华和合文化，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更加有力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