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群雄割据、战事连年，淮安境内处在南北对峙政权的前沿，兵燹不断，社会动荡、百姓流离、桑田荒废、经济萧条，然佛教却籍水路之便传入淮安。

据南朝梁僧佑的《出三藏集》和慧皎的《高僧传》记载，东汉末年，中国汉人出家第一人、修庙建寺第一人、翻译佛经第一人、自撰经书第一人、境外传道第一人——严佛调，于临淮（盱眙）始建铁山寺。而严佛调恰是借淮、汴二水之便而成就此功德的。西晋，月氐国沙门竺昙于永嘉二年，由广陵抵山阳，淮人瘐希（时为镇守山阳的将军）募里人夏宽墩地四百余亩，在古城西为其筑坛建刹，名曰正法华院。因此说佛教入淮源于运河之利。可谓“漕起佛至”，因缘际会。

图 | 慈云寺。原名慈云庵，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清康熙十四年，临济宗高僧玉琳国师于此圆寂，康熙帝敕令重修并增建法王塔。雍正十三年奉旨扩建寺院并更名为慈云禅寺，获雍正帝钦赐匾额。乾隆帝两次南巡，均入寺膽礼。

隋统一后，随着大运河的开掘，江淮经济进一步繁荣。唐代，淮安为运河中转重镇，因此也为佛教发展奠定了基础。贞观年间，境内先后修建太宁寺、通源寺等大型佛寺。上元年间，西域僧人僧伽来淮传法，卓锡法华禅院。景龙年间，唐中宗李显为纪念僧伽，于泗州（盱眙境内）普光王寺建灵瑞塔，其影响远及日本、高丽等国。开元年间，在今市区建开元寺，时日僧圆仁曾三次入住开元寺，回国后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述了当时境内佛教的盛况。盛唐时期，境内的能仁寺、普应寺、湖心寺、上龟山五塔寺、下龟山龟山寺、水陆院、湖心祖堂寺、洪福寺等相继建成，境内佛教的兴盛呈现了大唐盛世的一斑。

北宋时期，时经汴水入京的“淮汴之粟”约年均六百万石，占漕粮要位。此外，金帛盐茶布等“东南杂运”经大运河输送，淮安佛教随之“水涨船高”。尤为泗州的普光王寺，先后于宋太宗、宋真宗时得以修复扩建，赐“舍利宝货”，恢复“普照王寺”之名，加号僧伽为普照明觉大师。日本访华僧人成寻在去开封的途中，就亲眼看到盱眙祭拜泗洲大圣塔盛况。境内其他佛寺亦呈复兴之势。

图 | 能仁寺。原名“承天寺”，据史料记载建于初唐，具体年代已不可考。北宋天圣年间，敕建妙通塔，并下诏改“承天寺”为“能仁教寺”。宋时，曾设僧会司于寺中，历史上曾经多次整修。

南宋，皇家苟且江南，战火暂时熄灭，境内佛教稍有恢复，时淮安景慧寺曾有胡僧前来讲法。

元代存史资料有限，淮阴佛教活动鲜有记载。明代永乐年迁都北京后，将元代改造取直后的京杭大运河进一步疏通，使京杭运河具有了真正意义上贯通南北的航运价值。众多的官府机构驻扎淮安，吸引了全国各地商业聚集于长江下游与运河两岸，也为淮安佛教的兴盛带来了历史最好的机遇期。明代起朝廷在淮安府设置僧纲司（专门管理明清淮安府所属州、县的佛教衙门。衙门设在淮安报恩光孝禅寺内）。官府机构大多崇尚佛教，他们优礼名僧，广做佛事、刊刻佛经、大建寺宇；南来北往的客商巨贾，祈祷佛菩萨保佑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造就了淮安佛教香火隆盛的顶峰。据史记载，明清繁盛之时，淮安境内佛寺有五百余座，僧尼达数千之众。历代淮安方志、名人手札、诗词歌赋里亦有寺庙的身影得以彰显。

（本文节选自《试论“漕起漕落”与淮安佛教兴衰》，作者潘晓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