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站首页 | 佛协简介 | 佛教资讯 | 佛言祖语 | 佛教教育 | 丛林古刹 | 文化艺术 | 人物专访 | 专题 | 慈善公益 | 政策法规 | 素食护生 | 在线服务 |
您当前位置:江苏省佛教协会官方网站 >> 人物专访 >> 教界访谈 >> 浏览文章

无锡祥符禅寺无相长老访谈录(续)

编辑:admin  来源:本站原创   【字体: 】   发布时间:2014/7/9 14:46:36

记者◎智 炎  宗 道


无锡祥符禅寺无相长老访谈录(续)
 
 
  【编者按】无相长老,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无锡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无锡祥符寺方丈,曾就读于中国佛学院第一届本科班,是无锡祥符寺恢复、灵山大佛建设的主要参与者,更是在弘法和慈善以及推动佛教对外交往等方面的先驱人物,我省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法师之一,为我省乃至全国佛教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本刊继2010年第1期专访后,于2013年岁末再次进行了专访,长老回顾历史,畅谈佛教教育、弘法、慈善、修学以及时下社会敏感的公共事件等诸问题的看法,发人深省。

 
 
  记者:早在1944年时,您即就读于江苏省东台三昧寺启慧佛学院,请您回忆一下当时江苏及周边地区佛学院的办学情景。
 
  无相长老:说到办学,东台有个三昧寺,当时的退居老和尚,叫广岫老和尚, 1938年创办的,培养了不少人才。
 
  我到启慧佛学院读书,是1944年,那时已经是日本人统治时期,后来有的学生到镇江焦山去了,还有的去了北京柏林寺佛学院(柏林寺佛学院,在抗日战争之前就有的,不是河北的柏林寺,北京也有个柏林寺),最后只剩下十几个人。后来1945年,过了正月半,就通通都到句容宝华山受具足戒,到下半年就停办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抗日战争之前,苏北淮阴觉律寺有个清江佛学院,大醒法师办的,抗日战争时期停办了。镇江有焦山佛学院、竹林寺佛学院,当时还是坚持办的。南京则有栖霞山佛学院,一直到1949年春季南京解放才停办。江苏有这么几家。
 
  上海则有玉佛寺佛学院、静安寺佛学院、法藏寺佛学院、兴慈中学僧众班、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各地佛学院停办。
 
  我于1945年受戒以后,本来想到常州天宁寺佛学院学习,但那时丛林进单只有上半年正月半、下半年七月半(农历)两个时间可以进单,而且那一年天宁寺佛学院没有招生,于是就先在镇江金山寺待了一段时间,到当年农历六月份,再到常州天宁寺去,七月半得以进禅堂参学,坐了一期禅堂。
 
  到1946年正月初五,就到上海玉佛寺去,进佛学院读书。那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曾经参加抗战的和尚都到了上海(如太虚法师、福善法师、月耀法师、演培法师等,都是汉藏教理院出来的),我们就亲近太虚法师、福善法师他们这些人。
 
  在玉佛寺待了两年半,后来到无锡来,无锡有个私立大专文科,叫无锡国专,全称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是一所大专。我到无锡来以后,当时就住在崇安寺一个房头,叫真福庵里面。我住在楼上,我对门住着一个居士,绍兴人,叫周文华,他是无锡宁绍中学的校长,他也认识国专的教务长冯政(同巨赞法师是老朋友,巨赞法师抗日战争时期也在这个国专教过书)。这么层关系,相处熟悉了,他就介绍我去读国专。因为我曾经读过六年私塾,国专也是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有这样一个适合我学习的环境。这样的因缘,我就到国专去了。当时校长是唐文俊,教务长是冯政老师。
 
  这个学校解放以后撤销了,合并到苏州的东吴大学,就是现在的苏州大学。国专撤销以后,演培法师有个师父,叫常善老和尚,当时他住在无锡黄埠墩圆通寺,就介绍我去无锡县荡口西方寺任住持,在那里两年,除了种田,还跟王兴元医师学习西医内科知识。1952年调到锡山龙光寺当家,又跟赵尔康先生学针灸。

 
 
  记者:您是我国佛教界最高学府中国佛学院第一届的学生,请您回忆一下在中国佛学院学习深造时的情景以及与我省明学长老等的同学情谊。
 
  无相长老:1956年,北京成立中国佛学院。我是佛学院第一届学僧,当时本科只有三十几个人,连专修科一共108个人。无论是专修科,还是本科,都是各个省推荐的。
 
  当时我们江苏省推荐去了10个人,其中8个人读专修科,两年制:有常州天宁寺的松老(松纯),镇江金山寺的慈老(慈舟),扬州高旻寺的净缘,扬州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愿安,宝华山的仁月;南京有三位,一个是古林寺的本振,还有下关静海寺去的光鉴、常乐师徒两个。
 
  我和明学法师两个人在本科,1959年前后,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房间,主要负责管理食堂工作,我任事务长,他任会计,朝夕相处,关系密切。那时学僧的生活标准是每人每月20元:其中,伙食费每月12元,零花钱每月8元。粮食每人每月36斤,超支不补,节约归还,副食品凭票供应。
 
  那么,本科的同学除了我和明学法师之外,其他的具体是从哪些地方来的呢?来自北京三时学会的有8人:分别是园明、以贤、传明、静远、体真、宽传、性光、明哲等。山西五台山能海上师座下来的有常浩、通一、宽德、能戒、宗仁和广济茅蓬的法映(这位同学仍在法源寺工作)。上海来的有法藏寺的一如,玉佛寺的友岚,金刚道场的振国、常净,崇德会的常仁。湖南有戒园、绍贤、根源。福建有慧瑛、性理。四川有彻洪、广平。广东有南华寺的惟因。江西有云居山的净慧。贵州有明照。浙江宁波有建慈,湖北武汉有昙几,西安有大昶。山东有青岛湛山寺真寂。辽宁沈阳有果智,等等,共计36人。
 
  宗教生活上,每天做早晚功课、晚上坐养息香。二时过堂用斋吃大锅菜,监学佛性法师带领大家一起共修。我在佛学院第一年任维那师和医药卫生组长,备有小药箱,同学们生小病就发一点中成药。大病我就开就诊单送他们到牛街回民医院或虎坊桥人民医院治疗。
 
  此外,每学期安排一堂劳动课,我记得1957年春节之后,全体师生都到北京市昌平县十三陵劳动,挑泥土、筑土坝、修水库。各大专院校学生、解放军驻京部队、机关干部都去参加挑土,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都去参加劳动过,我们佛学院干了两个星期以后,回到佛学院正式上课。
 
  有关当时中国佛学院的师资情况嘛,当时我们的院长是喜饶嘉措大师,他是青海省循化县人,在本县古雷寺出家,后来去西藏学法任教,在西藏布达拉宫,是达赖喇嘛的经师,他是格西学位(格西学位,就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学位),曾为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做了很多工作(中国佛教协会是1953年成立,圆瑛法师是1954年阳历10月份圆寂的,他圆寂了以后就由喜饶嘉措大师来担任会长)。他也给我们讲过课,不过,他是西藏普通话,比较生硬。那么,除了院长喜饶嘉措,副院长还有好几位,如法尊法师,原来是汉藏教理院的院长。还有周叔迦居士,他原来本身是企业家,又在北京大学任过教授,而且,他原来是华北居士林的林长,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再就是正果法师,也是汉藏教理院来的。还有个观空法师,汉藏教理院毕业以后,他就去西藏拉萨学习,后来拉萨解放了,他就负责《拉萨日报》的编辑。那么,他从拉萨回到中国佛学院来,给我们也讲过课。还有个明真法师,是湖南来的,在湖南南岳佛学讲习班教过书,他在那边待过的。
 
  当时,赵朴老和巨赞法师也是佛学院副院长,他们实际上是开学和学期结束时来做报告,来讲讲话,不担任实际的教学课程,平时也很难见得到。主要担任实际课程的就是法尊法师、观空法师、正果法师,湖南来的明真法师,还有个王赞居士,另外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教授和范教授,厦门大学的虞教授给我们讲因明课。
 
  行政领导方面,从1956年8月至1959年1月,副教务长是关松同志,办公室主任是李养正同志,会计是李承钧,文书是姓任的同志,杨树森负责刻钢板,油印资料,总务是潘悟广。1959年上半年到1961年副教务长是张林翰,办公室主任是路风贵。
 
  开始是本科班,后来转到研究班了,分宗研究,友岚、体真、传明和我共四个人在法相宗,我是法相宗研究组组长。再后来,由于阶级斗争,到1960年冬天,我就离开了佛学院。回来之后,就一直在无锡佛教协会工作,直到1992年3月退休。


 
  记者:您是无锡祥符寺恢复和灵山大佛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请您回忆一下灵山大佛建设的初衷。
 
  无相长老:说到祥符寺,历史比较早了,唐朝时就有了,到近代清朝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运动中烧掉的,和尚也走掉了,香火断绝了五十几年,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 1914年才恢复起来,到1931年,日本人来了一把火又烧掉了,五个和尚被打死了。日本人坏得很,你们都没有看到过,他们到一个地方就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马山当时只有三千多人口,被杀害的就有三分之一。那么,因为马山当时是一个孤岛,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靠手摇的木船,二百多条船呢,全都被日本人烧掉了。现在这个半岛,是当时“文革”时期围湖造田,填了北面一片水面而形成的。现在造高楼大厦,原来都在水里面。
 
  1992年国家旅游局批准成立马山国家旅游度假区,要发展旅游事业,但是没有什么旅游景点,那么就想到这里原来有个古庙,叫祥符寺。 
 
  1994年1月份市政府批准恢复祥符寺,当时不是说要造大佛,而是有个老板要造一尊38米高的观音菩萨像,那年4月6号,赵朴老到南京接待星云法师,省宗教局向赵朴老汇报说无锡要恢复祥符寺,要造个观音菩萨像,38米高。他听到以后,把星云法师送走了,4月10号就来马山视察,当时我也参加接待的。
 
  当时一无所有,一片荒地,他看到这自然山水,后面是山,前面是太湖,生态环境很好,就非常赞赏这个地方。4月10号中午,我们市政府余广洲市长请他吃饭,就问他说,我们恢复祥符寺,要造个观音菩萨,38米高,还塑造大佛,您老人家同意不同意?他当场就表态,后来他仔细想了想:这边造一个大佛,另外一个观音菩萨像,他听到这个情况,就不主张了,他说,同时搞两个,分散精力,不妥当。从那以后,我们灵山的吴总和市政府、区政府经反复研究,就决定单造一尊大佛。
 
  同年,吴总、赵一平和我就开始到北京来来去去请示汇报工作。赵朴老对这个事情高度重视,有许多指示。从做大佛的小样——先做一公尺的小样,再做2.5米的小样,最后做8米的小样,每一次的研讨会他都亲自参加过问,请专家学者评头论足,哪里需要修改哪里需要修改。当时做小样的是两家,一个是南京晨光机械厂的雕塑家叫吴显林,另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姓侯。一米小样的选定结果是我亲自参与的,小样做好了拿到北京国际饭店去,请大家评头论足,提修改意见。造佛像有造佛像的要求,叫《佛说造像量度经》,要根据它的具体规格、要求去做才行。吴显林比较虚心,他能接受大家的意见,再到敦煌去参观,然后再修改,结果,他的(小样)被评上了。再做2.5米的小样,经过讨论修改又通过了。
 
  最后审查8米小样,大家看了都表示满意,就根据这个8米小样放大11倍,就是88米,是这样子定下来的。

 
 
  记者:建设灵山大佛之时,赵朴老又是如何确定五方五佛概念的呢?
 
  无相长老:佛像定下来,在全国从东西南北中方位上,他又亲自定位我们这里是东方大佛,香港天坛大佛是南方大佛,四川乐山大佛是西方大佛,北方云冈大佛(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20窟的释迦牟尼佛坐式像),再加上中原龙门大佛(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奉先寺中的卢舍那佛坐式像),五方五佛的观点就是这样由他亲自定下来的。


 
  记者:请谈谈赵朴初、茗山长老等老一辈对无锡乃至江苏佛教所作出的贡献。
 
  无相长老:朴老不仅对我们这边关心,他从1980年开始落实宗教政策开始,对江苏一些老大难的寺庙都尽了很大的力量。比如说句容的宝华山也是他多次呼吁才得以恢复。早在1988年时,他曾亲自到宝华山来考察,指导要怎么弄,帮助搭班子,叫茗老(茗山法师)担任宝华山筹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再比如扬州高旻寺,解放初就没有人了,只有一个中学在里面,他就去找省委,找扬州市委做工作,协调把中学搬出去后再进行恢复,这也是他的努力。还有泰州光孝寺,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拆掉了,变成了一个机床厂,台湾的成一法师和了中法师回来探望,他们找到中国佛教协会,呼吁要求恢复光孝寺,朴老就向中央反映,向国家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反映,后来终于同意恢复。也不简单,先把厂搬出去,再把厂房拆掉,也花了很大的代价。没有朴老支持和各方面呼吁也不可能恢复起来了。又如批准恢复灵岩山佛学院、栖霞山佛学院,都与他的促成是分不开的。所以说,他老人家对江苏佛教做了很大的贡献。
 
  茗山法师为落实宗教政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个呢,1979年先恢复焦山(定慧寺),为什么呢?1980年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要带鉴真的脱沙像到扬州回国探亲,要接待他们来看江苏的佛教情况,所以先直接恢复焦山。南京则恢复栖霞山,这两个是1979年开始恢复的。我们无锡鼋头渚广福寺也是1979年开始恢复的。那么,1980年4月份鉴真像回国探亲,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落实宗教政策,还没有什么信徒,但是没有信徒不行,就把扬州各个学校的学生都拉来参观鉴真像,我们无锡也组织了三十多人前去参观。
 
  此外,茗老在世时,先后还恢复了他出家的道场——建湖罗汉寺、盐城永宁寺、射阳息心寺,同时又兼任南京栖霞寺住持、宝华山隆昌寺住持、省佛协会长等职,筹建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招僧授课,为佛教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功德难尽赞扬。


 
  记者:大佛建设初期,您曾亲自主持大佛和寺院管理工作,请您谈谈在建设和管理大佛及寺院方面的一些宝贵经验。
 
  无相长老:我们这里从一开始成立了修建班子(修建委员会),朴老是名誉主任委员,还有我们省政协原来的主席,叫孙颔,都是顾问。无锡市政府市长吴新雄是主任委员。茗老是副主任委员,赵一平是修建办公室主任,我是副主任,吴总(吴国平)是经理。修建开始,专门成立了修建指挥部,从开工之日起24小时施工,修建过程中发现问题,马上就开协调会予以解决,所以我们能够进展顺畅,如期完成。
 
  资金到位之后,三年造成大佛,1997年按时成功开光,各界来宾和信众近10万人参加,盛况空前。到2001年,开始建设以“九龙灌浴”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广场第二期工程。2007年开建第三期工程“梵宫”,2010年开建第四期“灵山精舍”和“五印坛城”。
 
  我们这里呢,就是寺庙和景区,两家管理,寺院归和尚管理,主管部门是宗教局。灵山公司(景区管理处),就归旅游部门,马山国家旅游度假区,他是属于国家旅游总局的,级别比较高。
 
  谈到灵山的成功,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立项之前需要注意的就是造大佛像要与当地地方的经济水平相适应,要有信众基础,你在贫困地区,老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哪里有钱给和尚来造大佛呢?他哪里有钱去烧香供养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次,建设前后,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赵朴老的关心和支持;二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支持、组织指挥有方;三是因为佛教界的紧密配合,没有扯皮现象。
 
  总之,佛教办事讲众缘和合,若是因缘不具足,磕磕碰碰就总归搞不成功。你即使搞了,进度也会非常慢。


 
  记者:灵山景区与祥符寺,经过多年的努力,达到了合作共赢的局面,充分发挥了佛教在宗教、经济、文化、旅游等多方面的功能,为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请长老谈谈在管理与合作方面,有哪些秘诀,以便全国其他寺院与景区有所借鉴。 
 
  无相长老:寺院和景区,我们这里应该说相处得还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灵山公司的总经理(吴国平)本身就是皈依的佛教徒,是居士,他是皈依我们茗山老法师的,是中国佛协副秘书长、省佛协副会长、市佛协副会长,对出家人都很尊重,保安等工作人员看到出家师父都会敬礼或合掌。所以,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两家互相配合,关系融洽:景区依法办事,寺院依教奉行,相得益彰。
 
  因此说,彼此合作共事,互相尊重非常重要,人与人之间就应该互相尊重,你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你,矛盾往往就是从不尊重开始的。有的景区,信佛的与不信佛的两个机构,观点上就不一样,所以就很难和睦相处。你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你,矛盾就来了。


 
  记者:定位“世界佛教论坛”在无锡召开并成为永久性会址又是怎样的因缘?
 
  无相长老:那是2005年吧!当时发起是中国佛教协会、中国宗教文化交流协会、香港佛教联合会以及台湾佛光山等四家单位。要先开发起人会议,我也去参加了发起人会议。当时,发起人会议之后,就主要讨论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什么地方开,全国有四家都向中央申报,都要争取办这个论坛。这个汇报会议我也去北京参加了,我们无锡的市长也去作了汇报,当时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主持这个会议,大家都要争永久性会址。那么,贾庆林就发话了,他说大家不要争,先轮流来。
 
  所以,第一届开幕式在杭州,闭幕式在普陀山。第二届开幕式在我们灵山梵宫,闭幕式在台北。这个影响大,来自53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人参加了论坛,其中出家人只有700多人,除了出家人以外,还包括了各位大学校长,还有外国分管宗教的官员、学者、专家等等。在台湾台北体育馆举行的闭幕式,则有三万多人参加,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如连战、吴伯雄等都前往参加。所以说,通过这个佛教论坛,也加强了两岸经贸和政界的往来,双方交往日益频繁。
 
  自从成功举办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之后,灵山游客数量逐年增加,现在每年三百多万人来,平均一天一万多人。所以2012年在香港会议上就敲定灵山为论坛永久性会址,国务院回良玉副总理亲自批准,正式挂牌。
 
  2009年3月,开会是在梵宫里面开,但住宿比较分散,与会人员有的住在城里,有的住在太湖饭店,有的住在新区,有的住在锡山区和惠山区,住了十几个宾馆。
 
  所以,为了解决举办大型活动的食宿问题,现在还需要在山后西北竺山湖边耿湾(在山沟沟里面,周围环境也不错),建设和梵宫配套的生活配套设施,名为拈花湾禅意小镇。配套设施建好后,能容纳三千人入住,今后要有什么大型的会议活动,乘汽车到梵宫来开会,5分钟就可以到了。


 
  记者:除了灵山恢复建设之外,就整个无锡佛教寺院规模来讲,恢复前后有着怎样的变化呢?
 
  无相长老:解放之初,整个无锡地区(包括郊区)原有150多个寺庙,都停止活动了。1958年以后,“文革”之前,就只剩下六个庙。1980年宗教政策得到初步落实,各地方就陆续开始恢复寺庙,一直到1995年我们开始造大佛以后,宗教政策才真正得到全面落实。一直到现在,无锡地区(包括江阴、锡山、惠山区等郊区)经过各级政府批准的一共有176个庙,在江苏省各市县中也是恢复寺庙最多的地方之一。


 
  记者:寺院必赖僧宝以为住持,而住持的根本则在于道风建设的纯正与否上。今年是教风(道风)建设年,您是我省不可多得的老一辈法师之一,且曾于宝华山隆昌寺受戒圆具,请您谈谈,在当前,佛教界应如何加强自身建设?
 
  无相长老:道风建设是个老话题,年年都讲道风建设,也确实是一个关乎佛教自身发展的根本问题。我认为,讲道风建设,首先一定要把好出家关、受戒关,地方政府部门要加强监督,严格审查,不能让没有信仰的混进来。
 
  从我们这里讲,早晚功课、过堂用斋是要求每一位出家人一定要上的,每个月也都要诵戒。而且,宗教生活要从我本身做起。我虽然年纪大了,不能每天都陪大家一起上殿过堂,但是我每天在房间里都有必修课,早上3点半左右,还没有打板(庙里正常是4点整打板)我就起床,晚上七点整,最迟七点半就睡觉了,早睡早起,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养成习惯了。早课自己念《金刚经》、《普门品》、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和《地藏经》,熟读后大部分都是可以背下来的——即使是《地藏经》,上中下卷一共有一万七千多字,比较长,也能够背得出。


 
  记者:您如何看待出家这一关乎佛教建设的根本问题?
 
  无相长老:有关出家,古时候有度牒,是政府颁发的。首先政府指定要到某一个机关去考试合格,发给度牒,拿了度牒到某一个庙去出家。出家三年内,基本的功课、敲打唱念等都学会了,而且确实有信仰,师父才准许你出去。受戒之后,要住丛林参学三冬四夏,然后才可以做方丈。
 
  我经常讲,金钱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处理得好可以救人,对自己也有利;处理得不好,就害人害己。因此特别要杜绝借出家人之名而敛财、做与修行无关的事情。出家人一定要以身作则,正确地弘扬佛法。
 
  作为佛教徒,职责就是普度众生。当前,国家对出家人的要求有两条,佛教讲“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一副担子,两个箩筐。一个箩筐是弘法(开展讲经活动),一个箩筐是利生(慈善事业)。要每个出家人都能把这个担子挑起来,确实是任重道远。如来家业需要每一个出家人来荷担。


 
  记者:众所周知,佛教的发展离不开教育,请您谈谈近年来祥符寺在教育方面所作的贡献以及未来发展规划。
 
  无相长老:早在佛像小样定下来以后,我们每一次去和他见面时他都说,你们的庙将来要是建好了,要办教育,要培养僧才。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从第五届全国佛教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一直在强调培养人才这个事情。现在看来,朴老还是很有远见的,没有人才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你看佛光山那里面就人才济济,博士生、硕士生,他一个庙里面就两百几十个人,他们的僧众能到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去弘法,这是很不简单的。
 
  那么,谈到教育,首先最基础的还是儿童启蒙教育。我们通过举办国学夏令营,已经是第三年了,总体来说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小孩们都不错,基本都是通过网络报名而来的,有些领导干部也都把子女送来夏令营。去年和前年都是各七十几个学生,今年因为工地开工,比较少,三十几个学生,都是8至15岁的小朋友。通过儒学教育,使小孩们在如何孝敬父母、师长,知恩报恩等启蒙教育方面都进步不少,深受家长们的喜爱。
 
  谈到办班,目前,我们有一个大专本科班,挂靠在江南大学,不时学生以自学为主,每周集中上一天课,最后参加考试合格取得文 凭。如今,大专班已毕业,其中16人已晋升本科班继续学习。今天办班的地方,是老师们住的地方,有十个套间,25个标准间以及食堂,可以供70多个人食宿。
 
  谈到未来规划,现在我们讲经,在普照楼下面,一千多人就非常拥挤,坐不下来。所以,我们计划建一个三圣殿,两层,二万三千五百多平方,仅第一层就有一万多平方,准备把它隔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讲堂,今后开展各种讲经活动,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听讲。
 
  三圣殿后面拟建设一个五千多个平方,三层楼的佛教图书馆,将来能够收藏二十万册以上的各种版本的佛教经藉,面向社会各界群众开放。图书馆后面,有一幢教学楼,也是五千多平方,四层楼,可以容纳三个班级120人学习。此外还有一个供尼众修学的四合院,已经建好了,有75个房间,可以住150人。
 
  将来那边搞好了,比如面向居士的培训班,冬令营、共修营等各种活动,我们都可以开展。因为我们也具备办教育的各种条件。
 
  所以,遵照赵朴老的指示,及结合灵山的发展, 2015年那边搞好了以后,还是要办教育。


 
  记者:刚才您提到了未来在教育方面的想法,那么,在其他方面,祥符寺还有哪些方面的发展规划呢?
 
  无相长老:目前要做的事情很多,主要的突出问题还是缺乏人才。


 
  记者:刚才您提到人才缺乏的问题,那么,当前,很多寺院和佛学院面临僧才短缺的严重情况,您认为,此问题该如何得到根本解决?
 
  无相长老:原来,有些贫困地区把出家作为唯一的选择,现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变化也很大,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还有一个,由于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较多。宗教信仰自由,出家的先决条件除了需年满18周岁且本人自愿,还需要父母同意才行,父母若是不同意,就没法出家。今后,出家人来源上也确实是一个问题。据我观察,未来出家的人不会太多,只会越来越少。
 
  我们经过宗教教职人员资质认定后,全省出家的也就只有三千多人,而批准开放的寺庙有一千多所,相当于平均一个寺庙只有三个和尚。例如无锡市,部分农村地区的寺庙没有出家人,都是信佛居士在管理。这个问题可能在今后会越来越突出。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很多道场,都是四众弟子管庙。方丈、监院等主要职务可以是出家人担任,其他如会计、物资保管等事务性的职务,完全都可以让在家居士来担当。


 
  记者:您认为,在新时期,在家居士应如何处理好自我修行、工作、家庭以及护持佛法之间的关系?
 
  无相长老:说到这里,就有一个合理安排的问题,作为居士,因为有家庭,无论是寺务处理还是家庭的事务,两方面都需要兼顾,你若是对家庭的事情不管不问,或者没有时间去过问,往往就会引发家庭矛盾。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对家庭的事务不管不问,势必就会影响到社会不稳定,就会牵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作为在家居士,需要将工作和家庭这碗水端平——佛教事业固然需要,但维护家庭稳定也同样重要。


 
  记者:您刚才提到“社会问题”,那么,您对近期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有什么看法?
 
  无相长老:从我个人观点来看,现在的社会现象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的缺失。
 
  一是伦理道德缺失。现在社会上离婚率逐年上升,往往都反映在生活中的各种小事上,有的由于从小养尊处优,不懂得互相尊重,互相包容,过于计较,或是不遵守伦理道德,造成种种不好的现象产生。所以,无论信佛与否,夫妻之间首先要学会互相尊重、互相包容。
 
  二是职业道德缺失。各种假冒伪劣现象屡禁不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作为服务大众的企业,怎可一味贪求利润而作伪作假。
 
  三是社会公德缺失。为什么发生交通事故无人敢帮忙,倒在地上的老太太没人扶?体现出了社会信任危机。还有诸如损坏社会公共财产等等其他一系列问题。
 
  所以说,道德是根本性的问题。前几年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都不能忘。道德问题是常抓不懈的问题,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国古代两千多年来都一直在抓。社会一系列问题的产生,根本还在于道德问题。


 
  记者:您刚才提到出家人的两副担子,其中一副就是讲经弘法,那么,您对当前佛教界正在开展的讲经活动有何见解?
 
  无相长老:谈到讲经,要把一部经讲好,首先要讲五重玄义,要分科判教,各方面情况都要交代清楚,若是泛泛而谈,不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不能仅流于形式,还要将此活动引向深入才行。


 
  记者:那么,请您谈谈对做佛事的看法。
 
  无相长老:谈到做佛事,仪规都是和从前一样的,关键在于用心与否。佛事不可不做,也不可滥做。做就要做得如法,该唱慢板的地方不能唱快板,该念的要念,不能不念,佛教讲恭敬虔诚才能得益,草草了事,就得不到感应,就更谈不上超度了。我们佛教讲因果,若是做得不好,这个因果债欠下来也是不得了的。


 
  记者:祥符寺从20世纪90年代起即非常热心慈善公益事业,请您从佛教的角度谈谈佛教慈善与社会慈善的不同之处。
 
  无相长老:无论是社会慈善还是佛教慈善,慈善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帮助弱势群体,名称不同,实则殊途同归。
 
  社会上的慈善机构也是很多的,从国家到各省,再到各市,如无锡市有慈善总会,各个区还有慈善分会。还有国家的红十字总会以及各地的红十字会。因为我经常参加慈善机构的一些活动,了解的情况比较多,比如全国的残疾人,前几年的数据是全国有8000万人,现在则有8500多万人.还有就是在贫困地区,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脱贫的还有五千多万人。这两项加起来,就有一亿三千多万弱势群体,都是需要帮助的。
 
  1997年大佛开光,我们从1998年开始,陆续做了些慈善事业,内容是多方面的。如1999年、2000年,地区间经济结构调整,有些下岗工人一时生活困难,我们就给予他们经济上的帮助。1999年马山发大水,情况非常危急,温家宝同志都亲自下来调查指示,要求严防死守,那么,在抗洪救灾方面经费有困难,我们也支持。再比如现在得白血病的很多,我们都尽力帮助解决。
 
  此外,在助学方面,我们为少数民族同胞还捐建了些希望工程,新疆办了三个,西藏拉萨有两个。青海省,我们中国佛教协会老会长出家的地方——古雷寺,那个地方有个古雷中学,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接管了,但设施比较落后,我们就帮助他们建教学楼,添置电脑。在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凤冈县也都有希望工程。山西也有一所。他那边的教学设备还是五十年代的,没有统一的桌子,凳子也是农民坐的那种矮凳子,高度和长度都不一样。黑板都没有一块,就在泥巴墙上用黑漆抹抹,那就是他们的黑板,让人看了实在于心不忍。
 
  今年,我们还在延安市洛川县交口河镇中心小学,帮助他们建一个530平方的图书馆,需要134万元。
 
  每年除了我们自己做些慈善之外,还固定捐赠无锡当地慈善总会70万元,红十字会30万元。还有省佛协三项基金以及滨湖区的捐赠。除了这些固定的支出,人家有困难,上门求援的,我们都尽力帮忙解决。
 
  从1998年到2013年10月份为止,我们用于慈善的总额已经达到5240多万元,仅2013年就用去640多万元。


 
  记者:请您谈谈在慈善活动组织与协调沟通等方面的经验。
 
  无相长老:我们做慈善的因缘就是哪里有需要就帮助哪里。比如说,听到消息,西藏或者贵州的某个地区的人民生活条件恶劣(部分地区人们的生活条件还处于50年代),我们这边就派人去考察,情况属实就开展相应的慈善捐助。
 
  但从总体来说,我们的慈善活动暂时还是做得比较零散,宗教部门要求我们要创品牌,有计划有组织,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步,还有很多工作有待今后逐步改善。


 
  记者: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接受我们的访谈,祝您法体安康,更祝愿祥符禅寺佛日增辉,再创辉煌。阿弥陀佛!
 
  无相长老:阿弥陀佛!



 
  无相长老简历
 
  无相长老,法名大续,俗姓陈,1927年出生于江苏东台县。幼年因家境贫寒,在县里安丰镇万寿庵出家,入私塾。1944年被送往东台三昧寺启慧佛学院学习。1946年在句容宝华山受戒。又先后到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上海玉佛寺参学。1948年考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1950年任无锡县荡口西方寺住持,1952年任无锡龙光寺住持。1956年8月到中国佛学院深造,是中国佛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有较深的佛学理论。1994年,担任灵山祥符寺监院,参与灵山大佛和寺院管理方面的工作。2001年,任灵山祥符寺住持。后又历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名誉会长,无锡市佛教协会会长等职。
 
 
无锡祥符禅寺无相长老访谈录(续)


免责声明:
1.来源未注明“江苏佛教”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江苏佛教立场,其观点供读者参考。
2.文章来源注明“江苏佛教”的文章,为本站写作整理的文章,其版权归江苏佛教所有。未经我站授权,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及营利性性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欢迎非营利性电子刊物、网站转载,但须清楚注明出处及链接(URL)。
3.除本站写作和整理的文章外,其他文章来自网上收集,均已注明来源,其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如果有任何侵犯您权益的地方,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马上进行处理,谢谢。